這是一套沒有角色扮演，也沒有完整故事牽引的作品，所有場次都是取材於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營造出各種舞台意象。這樣一場以對文字的感官演繹為主的獨特劇作，究竟有何魅力吸引着港澳和內地的廣大觀衆呢？此劇的導演李銳俊和演員張健嫻為記者娓娓道來了這舞劇創作背後的點點滴滴，逐一解開籠罩其上的層層面紗。
看，舞台在延伸
談起《靜》走出澳門的經歷，導演李銳俊坦言當初心中並無太大把握。從內地朋友處得悉南京“世界戲劇節”正在徵集作品時，石頭公社主動向組委會自薦了數部作品，希望讓不同地方的觀衆欣賞到藝團的心血成果，至於哪部作品獲選，甚或是否會獲得資格，身為導演的李銳俊心裡也“沒底”。畢竟“這是一套幾乎100％澳門出產的藝術作品，從製作班底、演員，由籌備到完成，除了燈光師外全都是澳門人”。李銳俊表達自己的擔心：“澳門和內地的社會、生活、文化在某程度上還是有較大差異，作品要直接面對內地觀衆，它的溝通能力如何？對我來說這是個驗證的機會。”
事後證明，她的擔心是多餘的。在南京公演後觀衆的反響“比想像中還要好”，導演李銳俊對演出基本感到滿意，從她們在南京演出後回收的觀衆問卷調查中發現，大部分觀衆不但看明白了，而且對某些場景、情節上表現出來的高低起伏的情緖，和澳門觀衆竟然如此相近。“大家的距離看來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遙遠，同為中華文化，共通點還是很多的”，李銳俊這麼解釋《靜》在南京的成功。更令表演團隊感到高興的是，相對本澳，內地觀衆的反響更熱烈，對劇作的體驗更深刻，“好多觀衆在表演結束後留下來和我們交流，可能因為對張愛玲、對這本散文更加瞭解，他們提出很多問題，評論到肉，出乎我們意料。”
作品受到內地觀衆的歡迎對創作團隊是一個鼓舞，儘管《靜》的大背景是中國文化，也用風靡內地的張愛玲文字作為溝通的切入點，但全澳門的製作班底帶來的作品無可避免地浸透着澳門元素。“我們並沒有在場景中加入大三巴、媽閣廟，不需要用葡文歌做音樂背景，但是日常生活的點滴都會影響創作，表達方式和叙事風格都被生活的沉澱所影響。只有在澳門生活的人，才會有這樣獨特的表達，細到一個動作，對一種感情的表現，都是不同的，這就是澳門特色。”這樣的體驗固然只可意會，而不能言傳，但是《靜》劇確實成為了澳門和內地觀衆溝通的舞台，創造了一系列能為兩地共識的文化符號，讓北京、南京的觀衆認可該劇的同時，也體驗到澳門文化，實現“文化輸出”，這也是本澳戲劇走出去的更深遠的意義所在。
走出去，成長的蹊徑
回顧這三年來，《靜》劇從澳門開演，到逐步走向內地，載譽歸來再在本澳引發討論熱潮，一路走來，導演李銳俊最大的感覺是作品在不斷完善、發展，劇本的創作、演員的表演都有所提升，“簡單說來，我們成長了”，這是她們最直接的感悟。
一個劇能得到多次“重演”機會，對導演、演員、創作人員，以至劇碼本身而言都是一個延伸，是成長的歷練。在這過程中，以前還沒夠清晰的地方會得到顯現，從摸索變成掌握；以前已經清晰的，現在可以重新思考、質疑以至推翻，更細緻、更精彩的地方將會被發現。就劇碼而言，“三年間增增減減，每次再上演都有所修改，除保留一些必要的場次，刪掉一些以後又增加出彩的場景，與最初相比，現在大概有30-40%不同了。”而演員小嫻亦深有感觸，“三年來每一次重演前的排練演出都會有一些突破，每次再排練的時候，個人內在的感受、對這部戲更完善一點的想法都會體現出來，得到層層深化。”
問到《靜》劇對同行有何啟示作用，李銳俊認為，劇碼“走出去”的經歷，對作品發展成長的促進作用可算是比較突出的一方面。“澳門有很多不錯的作品，但是不走出去的往往又沒有太多的曝光機會，很少被談論，影響力何處談起？能夠得到在外公演的機會，之後再回歸澳門就好多了，這樣會被更廣泛地關注，可談論的資本更雄厚，也就有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這好像是一種諷刺，優秀的作品要出外成名後才能被賞識……事實上，澳門所有的藝術團體都需要這種機會。”李銳俊的言語中流露一點無奈。
但她並不贊同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強調目的性、功利性，藝術的味道就淡薄了。“創作不應當是功利的，創作不是設計”，掛在很多藝術工作者嘴邊的這句話，李銳俊用親身的例子說明，“當初創作《靜》劇，其實是被張愛玲的文字感動，因為比照自己存在着一種對應和默許，那種強烈的觸動，使我覺得我必須努力把這種感動呈現出來……當初完全沒想過將來可以走出澳門，在港澳兩地都用普通話演出，也只是劇情本身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想到要在內地演出。不過發展到後來，就慢慢開始考慮將劇碼送出去，可說是‘摸着石頭過河’吧。”
對於文化創作者而言，創作是思想的展現，是心情的記錄。以散文集《流言》作為藍本，以舊上海的文化作基調，舞蹈劇場《靜安寺路192號6樓》是導演和編舞者寄予對張愛玲作品的點滴感覺的一個載體，而決非是讓作品有目的地“走出去”的一種手段。不可為走出去而創作，兩者要井水河清，這是創作者的建議。
惑，走出去的困難
能夠把作品呈現於內地舞台，使石頭公社獲得一張張檢驗艱苦練習的優秀成績表，也為她們贏得一次次持續提升能力的機會，但李銳俊仍感覺負荷沉重。
“出去”最大的困難何在？“錢和人！”她毫不遲疑地說道，“資金是擺在我們面前最大的難題。政府相關部門沒有為本地藝術團體的對外文化交流制訂相應的資助計劃，莫講成立專門的基金了；而我們的演員本來就是兼職，生活所需白天要打工，晩上抽時間排練，還要請年假去演出。壓力太沉重。”
“今年可能因為去南京參加的是‘世界戲劇節’，從政府、基金會獲得的資助相對以前多了一點，但最多也就能解決總花銷的三分之一。”作為長期奮戰於澳門藝術創作第一線的人物，李銳俊迫切地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在資助“文化輸出”方面能制訂一個相對成熟、完善的機制，訂定一套審批的標準和程式，“目前，我們不清楚他們資助的原則是什麼，批出多少金額又是怎樣訂定的？這方面政府應該和藝術團體多多溝通才對。”
人資是影響劇團到外地登台表演的另一個制約因素。就這次赴南京的經歷來看，劇團的窘況有點讓人瞠目，“這次我們共十人去南京，六個演員，四個工作人員，不過全部都身兼數職，有的演員身兼設計場刋、宣傳品的職責，還要搬佈景，運戲服，買盒飯……”本應各司其職的劇團人員，因為人手不足而擔當起諸多其他角色，許多細如牛毛的工作都要親力親為。“其實在澳門，我們也是長期超負荷，不勝其苦。持續下去就會不斷有人要退出，人不能長期超強度工作啊，這對藝術團體的發展來說相當不利。”說到將來的理想狀態，李銳俊笑說，“我現在都不敢去想何時才能到那個階段，不過何時我們只需要專注在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上，那就是理想狀態啦！”
《靜》劇在世界戲劇節和澳門的再一次公演不是它的結束，相反，李銳俊希望該劇能走到更遠的地方，將澳門的作品、將澳門人對中華文化的感受向更廣闊的空間傳遞。
記者: 樊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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